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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此次事件演唱会场地租赁，音乐财经专门联系到主办方询问关于事件是否会有后续进展，独立谣团队联合创始人于小艾表示目前还在与多方进行沟通处理，同时表示“事件牵扯环节较多，所以由于法律原因合同细节暂时不便透露”。

尽管此次事件的受关注程度和影响程度有限，但这依然值得我们思考，本次事件问题究竟出在哪个环节？在演唱会举办的过程中，合作双方如何才能有效避免上述情况的出现？若出现类似情况，艺人经纪团队和主办团队又应该各自承担哪些责任？

在音乐财经看来，本次事件主要存在着权责分工不明、主办方经验不足和危机公关意识不足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权责分工不明

活动能否按照合同有效执行，核心基础在于合同规范程度，若合同不规范不全面，便会导致双方都会存在风险。一份完善的合同，需要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及违约责任，才能最大程度避免意外状况的发生。

一般来说，合同对于双方的权利义务应有明确规定。譬如，对于本次事件涉及到的表演曲目问题，应该在合同中有所体现，此次现场出现曲目增减（清唱），也非常可能与合同中缺少相关规定，导致后续主办方题词不及时、乐队与艺人配合失误等情况有关；而关于签证问题，在合同中也应有明确针对演出问题（现场演出安全，延时或演出者无法出席等情况）的应急预案，同时在合同中明确双方关于违约责任的权利义务：如果没有按时并保证完成履行，违约一方要负怎样的责任等等。

同样的道理，如果合同中缺乏对演唱会内容和演出效果详细的约定及出现意外情况的解决方案、或概念模糊，同时也缺乏相关的国家标准和行业规范，那么出现类似事件时，除非主办方或者艺人方面主动承认演出问题、愿意补救，否则消费者维权难度很大，最终伤害的还是歌迷的利益。

二、主办方经验不足

对于风险的预估缺乏判断，导致最后艺人团队签证无法成功也实际和主办方有很大关联。而在演出前的宣传中，主办方实际在营销推广过程中还存在着夸大表演性质、未能按照海报宣传内容组织演出的嫌疑，因而导致歌迷承受了较大的心理落差。

△主办方在演出前对演唱会所做的宣传

于小艾也表示，当时现场情况混乱，加之海外办唱次数少，观众人群组成复杂（整个美国、包括加拿大等地以及本土的铁粉都会飞往纽约观看表演，海外华人群体组成也包括企业家高管、留学生和早一代的移民等），都给演出带来了很多不确定性。而这，也更加要求主办方更好地考虑到每个环节的细节问题，对风险做好的预估，规避不利因素。

三、危机公关意识不足

在本次危机公关方面，双方在出现问题后都不同程度出现了缺乏迅速反应的问题。对于独立谣团队来说，虽然在第一时间发布了回应声明，但明显缺乏更有说服力的说辞，在第一篇回应当中表达出对于艺人团队的失望某种程度也会触发艺人粉丝的不满，使自己处于不利地位；而26日声明中的说辞也明显存在与第一次声明不相符的部分，承认了是自己的“失职”，这种闪烁其词也增加了外界对于团队的质疑和不信任。

而在另一方面，杨宗纬团队也缺乏良好的“善后”工作，缺乏对于艺人形象的维护。事件发生后，有不少评论文章都直接将矛头指向了杨宗纬本人，而且作为站在台前的主角，被当做批评对象也成了自然而然符合逻辑的事情，形象难免受损。在这种情况下，艺人团队更应该采取措施维护艺人的形象。

如果独立谣和来自伯克利音乐学院的伴奏乐队借助杨宗纬的名气办好了本次活动，本应是一个双赢的局面，独立音乐技能得到推广，杨宗纬也为自己的海外演唱会添上“与Bob Dylan等巨星在同一个音乐殿堂表演”的纽约行经历。但遗憾的是演唱会场地租赁，这样的愿景并未实现。

音乐财经找来了上海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杨诚律师对本次事件进行了咨询。杨律师表示，对于活动主办方来说，演唱会这一类型投资潜在的风险因素多种多样，包括场地租赁问题、政治原因、歌手档期、薪资交付等，都关乎一次演唱会能否顺利呈现和最终收益。前几年，因为上述问题导致演唱会延期，甚至直接取消，让数百万、上千万投资打了水漂的现象不在少数。

说到底，本次事件受伤害最大的还是歌迷。在演唱会中，歌迷在买票后实际上是跟演唱会主办方订立了合同关系，所以从消费者权益保护角度而言，歌迷在购票时一定要仔细阅读票务说明中的相关信息，以免发现与内容不符的情况无计可施、问责无门。对于海外消费者来说，美国的维权途径和力度相对国内而言更为完善，TicketMaster上的投诉服务、better business bureau都是常用的维权渠道。而在近年来随着相关机构对演艺行业的管理日益完善，国内歌迷到消费者协会相关主管机关投诉也成为一个较为有效的维权方式。

实际上，如果把视野扩充到文化产业的其他领域，甚至其他行业，类似的例子并不少见。重要的是从业者应当如何提高自身专业度，防止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随着国内艺人更多地在海外办唱，如果能从实践中吸取经验、加强危机管理，对主办方来说可以有效降低组织的潜在危机和隐性成本，也有助于产业更健康持续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