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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煜的小院在青园街上，与车水马龙的街道只隔了一道墙。粗糙的水泥墙忠实地过滤了马路上嘈杂的声浪，在闹市中留出一片清静的空间。
爬山虎的藤蔓在墙上绵延成一幅画。12年前赵煜刚租下这个小院时，它还只是细细的一根小苗，现在叶子已经铺满了好几面墙。
西晒的日光穿过玻璃门，拖长的光影漫过了半个房间。这间库房改的小屋是院子的核心，灰墙砖地，装修颇为潦草，布置却深具匠心。一床古琴，几幅书画，门窗里收纳了院中的花草，每一面看去都是不同的风景。靠着北墙的书架是屋里体量最大的家具，半架藏书，半架花器。
一台老式的电扇努力缓解着入夏后的闷热感。小屋没装空调插花会场布置，屋子的主人坐在书架旁，手里拿把扇子轻轻摇着，不时给桌上空了的茶杯续满水。
赵煜喝茶没那么多繁琐的仪式感，在他看来，人们总是热衷于谈论茶具和形式，却忘了那些东西本来的目的不过是舒服地喝口好茶而已。有时兴之所至，他会去自己种的四季桂上摘把新开的桂花撒在茶水中。客人舍不得这花，他却大手一挥：“没事，咱家有。”
大多事情上率性而为，却对关乎本质的东西特别认真，赵煜就是这样一个人，八年前他关掉自己经营了十多年的花店，专心钻研中国传统插花。那是个在许多人看来有些奇怪的选择，一连串追问似乎已在路上：插花是什么？做插花能养活自己吗？
赵煜淡然一笑，他说自己对物质生活要求不高，早晨汤面晚上面汤，费不了多少钱。插花是他的职业，也是生活，更是一个寄放心灵的所在。
“于我而言，四时节序追着花走，活在花香里，看到花开，便活在了春天里，惜花心事不由人，万物美好，人在其中，也就够了。”赵煜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赵煜在插花时非常投入
青园街上卖花人
青园街是石家庄最文艺的街道。
只有两车道的路面，却奢侈地留出了两条植满国槐的绿化带，遍地槐荫串连起报社、电台、艺校等诸多文化单位。
“掉到文化‘窝子’里了。”1992年，18岁的赵煜从晋州来到石家庄，工作单位就在青园街旁省电台院内的河北音像出版社。从那以后近30年的时间里，他的生活始终在这条街上兜兜转转。
望着眼前衣着素淡、笑容随和的中年赵煜，很难想象他年少时的模样。“当时电台院里就俩梳小辫的（男性），我是其中一个。”赵煜指着自己剃光的头顶比画说，他的头发有点自来卷，梳的是朝天辫；另一个人是他好友，辫子往下垂。
“谁还没年轻过啊。”忆及往事，他总把这句话挂在嘴边。
20世纪90年代初，市场经济的大潮催动着这座城市青春的悸动。按部就班的体制内工作对年轻人渐渐失去了吸引力，赵煜在出版社工作几年后辞职下了海。他形容，那是个“只要胆子大就真的会有机会”的时代。“第一桶金”迅速积累，不过很快又“赔了个底儿掉”。最穷的时候，兜里只剩了100元钱。
鲜花就是在这个时候误打误撞地闯进了他的生活。1997年，赵煜去北京找朋友玩，偶然路过亮马桥的花卉市场，看到那里论扎卖的玫瑰、康乃馨，算下来每枝只要三毛钱。90年代中期，鲜花还是普通人等闲消费不起的奢侈礼品，在石家庄的花店里一枝售价就要10元。
“暴利行业。”在这些牵系着人类美好情感的植物中，赵煜最初看到的是商机。他和朋友一起做起了批发鲜花的生意，用的是最原始的“人肉带货”方式：坐火车去北京，把批发的鲜花放在拉杆箱里带回来，再转卖给石家庄的花店。晚上下车出了站，舍不得花钱打车，就拉着箱子步行。
这样做了两年之后，赵煜从批发转向了零售。
“我是石家庄第一个摆摊卖花的。”千禧年前后，每天中午11时45分，赵煜的花摊都会准时出现在青园街与裕华路交叉口西北角。自己焊的小推车上插着玫瑰和康乃馨，售价一律5元一枝，买五赠一，半小时后收摊，晚高峰时再出来卖半小时。“一天下来的收入，抵得上当时别人一个月的工资。”
2001年2月15日，《燕赵都市报》头版刊发了一则情人节鲜花热卖的摄影报道。图片上最显眼的是一束999朵玫瑰组成的花束，报道中说，那是一位先生在青园街一家花店定购的，花店主人介绍，情人节期间，店里仅单枝玫瑰就售出了4000余枝，批发量达10万余枝。“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消费方式的多样化从此可见一斑。”
赵煜就是那位花店主人。那时他的花店开在青园街西侧电台宿舍的居民楼旁边，主要承接一些婚礼、庆典、会场布置之类的订单。最初的几年，生意蒸蒸日上，业务最繁忙时，他手里两部手机，每天都能打到机身发烫，配的两块电池都耗没了电为止。
店铺的运营成本驱使着人陀螺一样转个不停。赵煜形容，那时候每天早晨一睁眼，就感觉已经“欠”下了一大笔钱。天长日久，他有些厌倦：自己30多岁可以这样，等到40岁呢插花会场布置，50岁呢，是否还要重复这样的生活？
得诀归来且读书
改变是从什么时候发生的？
最初的契机大概是在2003年到2004年的时候，当时，赵煜听说北京林业大学的王莲英教授在北京开办插花培训班，就去报了名，成了第一批学员。
王莲英是中国杰出插花艺术家，曾主持过国家插花员职业标准的制定，还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颁奖用花的主要设计者。30多年来，她一直致力于传统插花的挖掘、保护与传承，在她和同事秦魁杰教授等人的推动下，传统插花于2008年入选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提及插花，很多人想到的都会是现代花艺或者日本花道，其实插花在我国古代曾经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南宋笔记《西湖老人繁胜录》曾记载过当时杭州人端午插花的习俗：“初一日，城内外家家供养，都插菖蒲、石榴、蜀葵花、栀子花之类……虽小家无花瓶售，用小坛也插一瓶花供养，盖乡土风俗如此。”
历史的长河中，插花艺术与时代思潮和社会生活同消共长，于隋唐时期形成一门专艺，在两宋时期达到鼎盛，而在明代发展出了完备的艺术体系，出现了张谦德的《瓶花谱》、袁宏道的《瓶史》等插花专著。然而在清代以后，传统插花日趋式微，后来渐渐在日常生活中消声匿迹。
追随专家学者的脚步，赵煜走进了插花艺术的世界。他是一个做什么就要把这一行钻研透彻的人，插花的资料少而零散，那几年他常去逛北京的一家二手书店，一看到插花相关的书籍就不惜重金买回来，在店里生生买成了“VIP”。
赵煜戏称，自己的插花流派属于“不入流”。他杂学旁收，并不囿于门户之见。除了传统插花理论之外，植物学的知识、西方花艺和日本花道的造型技法、美学观念，也会多去了解，吸纳过来为我所用。他有次去参加一个日本花道的培训课程，每天认真听课，却既不交作业也不参加考试，主办方的工作人员很是好奇他的目的。“我又不是为了那张证书，就是想多听多看，看看别人是怎么做的。”赵煜说。
赵煜戏称，自己的插花流派属于“不入流”（本人供图）
在插花中浸淫愈深，花卉在赵煜眼中渐渐褪去了作为商品的属性，回归了人与自然之间最本真的连结。没有人不喜欢花，对植物的喜爱是人类天生的一种情感，而插花可以给人带来欢喜。赵煜渐渐意识到，这也许就是他想要寻找的那种值得持久追寻的事业。
2013年，赵煜决定结束花店生意，专事插花。事实上在此之前他早已在做“减法”，开店十余年，他的花店在青园街上搬了两次，店面从80平方米缩减到十几平方米。这一次，他本也可以先将花店交予别人代为打理，但他还是希望“彻底截断自己的退路”。某些方面而言，赵煜还是那个一无所有就敢砸掉“铁饭碗”下海的20岁小伙。
生活简化成了两点一线。开店时用来储存花材的小院被他当成了书斋，每天早晨步行来到这里，傍晚等妻子下班后一同回家，比别人上班还要规律。
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赵煜终日静坐书斋，莳花弄草，偶有相熟的朋友过来喝茶闲坐，也不需他费心招呼，屋内所有均可随意取用。不过大多数的时间里，他还是一个人闭门读书。
得诀归来且读书。
赵煜这样形容自己现在的状态。
传统插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相比具体的技法和形式，更注重精神旨趣的表达，其中投射的是中华传统的人文精神。古代诗家有“工夫在诗外”的说法，而对于插花而言，经史子集、哲学宗教、诗词歌赋、金石书画等等都是其“诗外工夫”。
赵煜常感慨自己小时候贪玩，没考上大学，一开始接触插花时总觉底蕴不足，唯有多读书才能弥补。在他的书架上码放着厚厚一摞线装本子，里面写满了毛笔的字迹，那是他这些年的读书笔记，日积月累，已有数十本之多。他谦虚地说，自己只不过是在拾古人牙慧而已。他不奢望能为中国插花追根溯源，想做的是正本清源，告诉别人插花应该是什么样子。
赵煜的笔记（本人供图）
中国插花的“本”在何处？赵煜用手一指旁边的书架——
“这些是什么？书啊！”
插花的“最美一枝”
那是一片鲜绿的荷叶，叶片有些残损，茎秆天然转了两个U型的弯。赵煜把它修剪到合适的长度，插在一个细颈圆腹的花瓶中，又从水里择出一枝荷花插在旁边，长茎斜挑，顶端的花朵鲜红灼目。
赵煜在插花时，气质会变得与平时截然不同。身边似乎撑起了一道无形的屏障，他在其中神情恭谨，目光专注，动作果决，似乎完全不假思索，却让人感觉一草一木都得到了珍重对待。
又有两片荷叶先后插入瓶中，赵煜松了口气，轻轻旋转花瓶的方向，端详了一下自己的作品，然后操起剪刀修剪起叶片枯损的部位。
一切终于打理停当。亭亭翠盖掩映着一枝红莲，明明是插在瓶中，却像是玉立于水上置身莲田之间一般，看了顿觉凉风满室。
赵煜莞尔一笑，刹那间屏障消除，重新回到了原来的世界。
“插花不是我们要把植物变成什么样子，而是让它呈现它本来的状态。”赵煜把插花比作一个“搬家”的过程，他说大地好比一个巨大的花器，插花人将自然生长的花木从这个花器上剪裁下来，搬到特定的空间或氛围中，其间会将个人情感、审美趣味投射其中，赋予植物二次生命，使其产生新的更高层次的自然美。他把这种审美状态称为“草木放光”。
插花是一个“搬家”的过程（本人供图）
“搬家”并非没有技法，赵煜曾经借鉴传统盆景的修剪方法，提炼出了插花造型的一些艺术规律：“一枝见曲折，三曲为妙；两枝分短长，黄金比例；三枝形聚散，深远高远；多枝有露藏，平远疏密。”然而比起技法，作品的立意更重要。中国古诗文和绘画都讲究“意在笔先”，插花艺术与此一脉相承。
赵煜提出了一个概念——“行走的莳花人”，他说“行走”并不完全是字面上的意思，而是说插花人要到自然中去，多为身边的草木停留，觉知自然造化的匠心，“不要总想着把它们插成什么样”。背离自然枉谈形构，那便是舍本逐末。
“中国插花的精髓其实几句话就能说完。”赵煜将其概括为——以明理为体，技法为用，止于自然为上上。
在赵煜的书斋里，时常能与各种时令花草不期而遇。春末是一串紫色的槐花，仲夏时则是绿化带里常见的蜀葵。他在插花时很少使用花店里那些作为商品的花材，而是一直提倡“应时”“应季”选择身边的普通花木，呼应四时节气的变化。
插在书斋里的蜀葵（本人供图）
除此之外，还要“应地”“应境”，讲究作品与环境的和谐，他总结为“立意为空间服务”。传统插花体现的是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花材要与花材相和谐，花材与花器相和谐，整个插花作品与它所处的空间环境、岁时节令都要融为一个整体。“假如你所有的东西都是和谐的，它怎么能不好看？”
道理说来简单，做起来却需要天长日久的习练。“要知事花者，初三年，但得略识花情叶性；又三年，结构设色粗备；再三年神理少得，十数年后，乃可几于变化事，此其大概也。”赵煜以围棋作比：棋圣吴清源曾有不论输赢、只求“最善一手”的说法，而插花中也有这样的“最美一枝”。
赵煜说，那是个由简入繁再由繁入简的过程，先把一枝插到最美的状态，再加入第二枝，让它与第一枝成为一个整体，然后第三枝、第四枝，直到有一天加到一万枝都是一个和谐的整体的时候，再做减法减到最后一枝。“这时你再去插一枝或是一万枝都没有区别，无论怎么插它都是最美的。”
近年来，日本花道大师川濑敏郎的《一日一花》风靡中国，那些自然野趣中蕴含浓厚禅意的作品，在网络中被广为转载，出现了不少模仿之作。赵煜说，很多人说这些作品中简简单单一枝花随便往瓶子里一插就那么好看，却不知道老先生今年70多岁，从20岁就开始插花，50年来无论是在日本花道还是现代花艺方面都已融会贯通。2011年日本大地震后，川濑敏郎看到废墟的大地上草木萌生、鲜花绽放的迟到的早春景象，为人们凝视着鲜花时的灿烂笑容所打动，开始创作“一日一花”系列。那“简简简单的一枝花”里，沉淀的是一位七旬老人一生的阅历和生命感悟。
赋予草木二次生命（本人供图）
插花是可以唤起生命意识的艺术。赵煜说，他在插花时体验着四时节序的脉动，感受到枯荣有期、生命有序，从而对自然万物生起恭敬谦卑之心。这是插花艺术给他的滋养。
行走的莳花人
“烧香点茶，挂画插花，四般闲事，不宜戾家。”
石家庄市高新区，一场插花分享会开始前，赵煜用粉笔把吴自牧《梦粱录》中的这句宋代俗谚抄写在黑板上。
没有投影，没有PPT，主办方询问他需要什么准备，赵煜说，有黑板和粉笔足够。“不要那种白色的写字板。”他随后补充，签字笔落在白板上的感觉不好，没有那种笔触。他曾是这个城市中最早用上手机的一批人，如今却保持着一种古人似的生活方式。日常会用毛笔记笔记写文章，对于数码时代最大的妥协也只是写完后再用手机誊一份在网上。
